立冬后天渐寒?寒衣节怎么过,替故人去想想冬天如何穿衣(图1)

立冬过后,一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横扫大江南北。风越过南岭,我就感受到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意,顺手竖起衣领,心头没来由地浮出一句:天渐寒,有衣乎?

这句话太轻,轻到说不出口;又似乎太重,重到只能对已经听不见的人说。于是,便有了探究寒衣节的冲动。

寒衣节和清明、中元并称三大祭祖节日,却不太像“鬼节”。它没有清明的哀思与离愁,没有中元的河灯与喧腾,它只有一件事:替另一个世界的人,想想冬天如何过。

寒衣节的根,扎在三千年前的天时里。《诗经》中有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”的描述,这里的“火”与现代的认知有所区别。它不是在讲述“暑气”,而是指大火星;“流”也不是奔涌,而是西沉。一颗星往地平线下沉了一点,人间便知道,该动手缝衣了,于是就有了“九月霜始降,妇功成,可以授冬衣矣”的举动。星辰运行与针线之间,隔着一整个农耕文明的谨慎,他们不信口许诺温暖,只按时令交付成果。

所以“授衣”最初是一件人间的事,而且带着满满的仪式感与秩序感。《礼记》中说,“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冬于北郊,还反,赏死事,恤孤寡。”随着天道转寒,人事便要跟着节令暖起来。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保障,也是最古老的温柔以待。活人畏冷,先人亦然;赏及忠烈,不忘其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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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至唐代,这件寒衣便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寄递。据载,天宝二年八月,玄宗曾下诏:“荐衣于寝陵,贻范千载,庶展孝思。”新成的冬衣要先供到祖先陵寝之前。从此,“送寒衣”的对象由生者延及亡者。因为农历十月才真正入冬,习俗便渐渐挪到十月朔日。生死之间那堵墙,被一件衣服凿开了一道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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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宋朝人却把这道缝缝成了一个节日。那时候,十月初一叫“十月朔”,是官方明确的“授衣”之日,有“京师将校禁卫以上,并赐锦袍,皆服之以谢”的记载为证,朝廷对边防将帅全部施以锦袍之恩典。不过还是《梦粱录》说得最为直白:“朔日朝,廷赐宰执以下锦,名曰‘授衣’。”君臣之间,最终以一件冬衣确认了彼此的关系:我知你冷,故我赐你暖。政治最体面的样子,也不过如此。

同一天的汴梁城里,市面却是另一番光景。九月下旬,商铺就开始“卖冥衣、靴鞋、席帽、衣段,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”。而在临安,“都人出郊拜墓,用棉裘褚衣之类”。宫墙之内赐锦袍,闾巷之间烧纸衣,一个节气把上下两端系在了一起,上面叫“授衣”,下面叫“送寒衣”。自此送寒衣之名渐盛,后世遂有“寒衣节”之称。

明代更讲究,还编制了工作指南——《帝京景物略》。在十月一日这天,“纸肆裁纸五色,作男女衣,长尺有咫,曰寒衣”,妙的是居然“有疏印缄”,且对新亡者也另有约定。你看,连阴阳两界都有了共同的寄送制度:写上姓名辈行,如同寄信;烧得干干净净,才算寄达。新亡者用白纸,因为“不敢衣彩”,哀戚尚未除服,连另一个世界的灵魂也要遵守人间的规矩。这份小心翼翼,比任何宏大的生死观都令人动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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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制是根,传说是叶。叶虽后出,却替根挡住了许多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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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广为人知的那片叶子,是孟姜女。其原型可追溯到齐国杞梁之妻迎柩而哭,经千年流变,至唐朝与秦长城的传说合流,明代定型为千里送寒衣、哭倒长城、投海殉夫。她一路向北,怀里揣着一件棉衣,走到长城脚下,才知道丈夫早已埋骨墙中。于是她把带来的寒衣烧掉,那本该穿在活人身上的衣裳,第一次真正烧给了逝者。

无需考证故事的真伪,民俗的真,也许不在史实里,而在人心上。一个女子抱着棉衣走了一千多里,这件事本身就是国人对“牵挂”所能想象的一种完整形态。爱不是抽象的,爱是具体的尺寸、具体的厚度、具体的一针一线。城墙可以哭倒,衣服必须送到。后人把送寒衣的日子定在十月初一,等于替所有来不及送达的衣裳,补了一个专属的时间。

国人关于衣服的哲学,还有一句更硬核的话:“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。”许多人只当它是一首战歌,其实它是一份契约。“袍”在这里不只是御寒之物,更是共同的身份与命运。它的意思不止于“我没有衣服,你分我一件”,而是“我们生死相连,我的即是你的”。后世所谓“袍泽之情”,所谓“同袍同泽”,皆由此出。于是寒衣节的内核,便从一家一姓的孝思,扩展成一种更广的守望。

李白的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,捣的也是戍边人的衣。民间十月初一给远行的游子寄衣,寄的是离人的衣;坟前烧的五色纸,是给先人的衣。而在黄河中下游一些地方,人们会在十字路口用草木灰画一个圈,特意留一道缺口朝向远方,圈外另烧一份,说是给无人祭祀的孤魂。那道缺口,是我读过的典籍中最慈悲的一笔。我们记得自己的祖先,也不忘那些没有后人送衣的亡魂。从“与子同袍”到“为无名者留衣”,中间隔了两千多年,却是一以贯之,笃行不怠。

古人早就说过,祭扫之悲,与天气无关。“霜露既降,君子履之,必有凄怆之心,非其寒之谓也。”踩在霜露上心里发酸,不是因为冷,是因为想起了该添衣的人已经不在了。陆游写过“伤心到处闻砧杵,九月今年未授衣”,杜甫也说“多病久加饭,衰容新授衣”,其实都是同一桩心事:季节一到,身体比记忆更早知道什么缺席了。

所以我始终觉得,寒衣节最深的用意,不在“送”,而在“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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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渐寒,有衣乎?”这句话,可以对祖先说,也可以对还在世上的人说。可以对远行的孩子说,对独居的父母说,对戍边的将士、对异乡的务工者、对每一个在冬天里独自赶路的人说。国人不擅长抒情,于是把抒情藏进了节气:清明问一声“安否”,中元问一声“饱否”,十月初一问一声“暖否”。发问三次,一年就这么过去了。

如今城里已经很少有人再烧纸衣了,墓园里多了鲜花,屏幕上多了电子蜡烛,也有人坐下来整理家谱、记录长辈的口述。形式在变,那份牵挂的心意没有变。只要还有人会在起风的时候想起另一个人,寒衣节就不会消失。

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,这不是迷信,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清醒的伦理:我们不确信另一个世界是否存在,但我们确信自己应当如何对待所爱之人。就像那件永远寄不到的棉衣,纵然寄不到,也要寄;正因为寄不到,才更要寄。

又到十月初一,北风起了,大火星早已沉落。你在人间添一件衣,也请替那些再也无法添衣的人,在心里留一丝暖。

天渐寒,有衣乎?

作者简介

立冬后天渐寒?寒衣节怎么过,替故人去想想冬天如何穿衣(图6)

范利青,男,河南淅川人,人力资源管理师、工程师,曾在《中国作家网》《中国诗歌网》《西安日报》《三角洲》《企业文化》《投资指南》《人民作家》《大河文学》《南粤作家》《深圳文学》《儒林文院》《顶端新闻》《生态环境学》等不同媒体期刊发表散文、诗歌、论文百余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