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少企业老板经历税务稽查之后,都会留下一个深刻印象:稽查局态度强势,很难沟通。
这几乎是涉税案件当事人普遍的直观感受,但我想说一句颠覆认知的实话,这恰恰是很多企业对税务稽查最大的误解。真相完全相反,与稽查局的直接对接,往往是全案之中沟通成本最低、最值得把握的环节,也是纳税人最不应该轻易放弃的窗口。
稽查办案,核心依靠专业。专业与专业对话,才称得上真正有效的沟通。税收业务本身高度专业,稽查人员长期深耕税法实务,只要当事人提交的观点立足事实、于法有据,完全有机会被接纳,甚至改变案件处理走向。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,并非形式化的流程,而是稽查局的法定职责。对稽查办案人员而言,再大的案件,本质上也只是一件需要依法办结的案件,不存在刻意针对企业、刻意加重处罚的主观倾向,全部处理结论,都要建立在事实与法律基础之上。
在我们承办的大量涉税案件当中,一份扎实的事实梳理、逻辑严密的陈述申辩,辅以具备司法支撑的法律意见书,常常能够获得稽查部门的正面反馈,直接推动案件处理方案调整。这不是什么特例或者运气,只是专业意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
反观后续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阶段,法官大多并不精通税法,大量涉税事实、政策规则都需要从头阐释,沟通成本会显著抬高。从这个角度看,稽查检查与审理阶段,就是税企沟通最顺畅、成本最低的窗口期。
很多老板之所以感觉稽查难以沟通,根源从来不在稽查机关,而在于自身沟通方式从一开始就出现偏差。
稽查通知书送达之后,很多企业负责人第一反应,不是委托专业人士梳理事实、准备法律意见,而是四处托关系、找中间人。现实里,这类所谓能 “协调” 的神秘中间人,十个里面九个并不懂税法。他们口中的沟通,要么寄望于违规勾兑,要么单纯依靠人情与感情游说。这套思路与依法行政的原则相悖,碰壁几乎是必然结果。
也有不少老板选择亲自对接稽查人员,沟通的重点始终是诉说企业经营艰难、个人处境不易。这类表达很难影响最终处理结果,税务稽查作出处理、实施行政处罚,只能依托已经查实的违法事实与现行法律规范,不能因为企业经营困难就选择性减轻处罚。拒不配合调查可导致处罚幅度加重,却没有 “经营困难即可减免处罚” 的规则,这也是税收法治的基本要求。
除专业程度之外,时机选择,同样决定案件走向。很多企业的应对思路,一边四处寻找人脉斡旋,一边被动等待,直至税务处理决定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后,才想着着手应对,这是涉税案件里最可惜的拖延。
税务稽查有着清晰且闭环的内部流程,分为选案、检查、审理、执行几个独立环节。一旦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与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正式下发,意味着检查环节取证完毕,审理部门完成内部审核,重大案件还经过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议,整套内部流程已经落地定型。待到此时再启动维权,只能走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,双方直接进入高强度对抗,时间、资金、举证成本全部翻倍。
最优策略,是案件尚在检查阶段、移送审理之前,委托税务律师提交书面陈述申辩与法律意见。案件仍在内部流转过程之中,争议对抗程度更低,沟通空间也更大。尤其涉案金额较高的案件,检查科移送审理科前,常会出具初步检查意见,告知当事人可提交书面意见、补充证据,这是法律送上门的黄金机会。遗憾的是,大量企业要么忽视这份文书,要么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,白白错失抗辩空间。
说到底,稽查局并非难以沟通,真正决定沟通成效的,是意见本身是否专业,介入时机是否及时。不少企业手握法定的陈述申辩权利却弃之不用,转而寄希望于人情勾兑,等到文书落地才仓促应对,这正是很多企业陷入稽查困境、面临高额补税与罚款的重要原因。
舒圣祥律师,专业税务律师,支持全国范围办理涉税案件。同时持有律师执业证、注册会计师(CPA)、税务师三重专业资质,安徽省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委员,专攻各类疑难复杂涉税法律纠纷。兼任全国主流媒体特约评论员,曾获司法部好新闻奖,长期以专业笔触推动税收法治进程。
